土地疤痕深处迸出的文字

今天的写作者，有意无意在忽略一个古老而且致命的问题：为何写作？那些为了获得肯定和奖赏而写的作品，叙事看上去很精致，结构看上去很巧妙，立场看上去也正确，但缺乏一种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魂魄”，一边是行尸走肉的技术，一边是“魂魄”正在与钱和权打情骂俏，真正的问题被掩埋在这个时代的垃圾堆里。

读完了《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我发现，青年学者熊培云的文字和写作风格，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稀罕物。与小说家相比，在讲故事或者组织一个庞大的叙事结构这方面，熊培云并没有显示出其优势。与书斋里的学者相比，在建构一个逻辑体系和归纳一些概念这方面，熊培云也没有显示出其优势。为什么他的写作能够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最重要的在于，他对“为何写作”这一基本的、却常常被忽视的问题，有十分自觉的意识。与此同时，他将作家与知识分子这两种思维方式，将“非虚构”与“虚构”这两种写作方式，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理性思考，感性表达”。还有，他针对不同的问题，选择了不同的文体，是对“跨文体”写作的有益尝试。

熊培云这部书写作的对象：赣北乡村，是我熟悉的。在《土地的黄昏》一书的序言中，我有过与熊培云类似的表达：“写一部充满情感的理智之书”，也就是将情感的产生问题化，将问题的表述情感化。我的潜台词是：反对没有真问题的空洞、盲目、虚假的抒情；避免没有情感的僵死的逻辑和学理。同样，所谓的“跨文体写作”，也不是将不同的文体拼凑在一起，像堆积木一样。所谓的“非虚构写作”，不能与新闻写作混为一谈。在一个价值和人心杂乱无章的时代，呈现出价值观和情感方式的碎裂状态，应该是一种有效的写作姿态，比那种死死纠缠于“总体性”的做法显得更诚实。但碎裂的背后却有一种新的“总体性”，那就是情绪，是关怀，是救赎（自救与救世）的冲动和想象。

因“真问题”而萌发的写作冲动，才能真正抵达问题的核心，才能让文字产生真正的艺术效用。沦陷的故乡、颓败的土地，城乡之间至今尚未愈合的疤痕，传统权力（家族）与现代权力（行政）交替中的悲剧，面对因“钙化”而丧失生长性的土地和人心的焦灼，漂泊的灵魂在断裂了的回乡之路上的低吟，还有对新的“整合”的可能性的希冀，这些都是熊培云写作这部书的基调，也是一种带有“救赎”色彩的写作方式的逻辑起点。

粗看上去，《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这本书像一部散文集，但它无疑不能用这一传统的文体概念去命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多种文体交织在一起。首先当然是充满想象的抒情性文字，这是作者情绪的流露。此外还有“历史考据”，主要是呈现近100年来中国乡土社会的变革史和问题史；“口述历史”的记录，这是对被历史删除的当代乡土遭遇史和故乡颓败史的补充性陈述；“乡土社会学”论述，包括对被遗忘的社会学家董时进的介绍，对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生育制度、乡村民主的考察。而且这些文字有很强的文学性，或者说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材料做支撑，使得那些感觉上非常理性、非常抽象的问题，变得具象而可感。

其中有些章节写得非常精彩。比如《六畜兴旺周杰伦》对家畜的描写；《生育的故事》中对农妇生育过程的触目惊心的陈述；《摸着石头进城》中的“上学记”、“参军记”、“打工记”、“出乡村记”，颇有古代史家笔法。《几户人家》中对乡亲大宝、阿毛、兰阿姨的性格刻画，具有小说家的笔法。写得最有创造性的还是第六章《生活与信仰》，其中的“麻将与宪政”、“农民怎样修行”、“山坳上的赞美诗”、“沦落风尘的村姑”等，涉及的都是重大的问题，笔法中具有蒙田式的智慧，采用的是卡尔维诺式的“轻”的笔调。举重若轻的修辞风格，是情感和理智折衷的产物。

2005年，我写完《土地的黄昏》之后，曾计划下乡去住一年，补写我不曾涉及的、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乡村颓败的内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成行。今天看了熊培云的书，我觉得我那没有实现的计划，已经是多余的了。当然，我也希望熊培云的下一部作品，在充沛的情感叙述中，能增加一些模式性的归纳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