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记录：马丁贝克系列

在纷繁复杂的现代大都市里，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传统社会中所固有的彼此了解和熟悉，变得疏远与陌生。与你有过交谈的某位游客在旅程中遭人谋杀，弃尸河中，而你并不会因为未再与之谋面感觉丝毫的讶异；与你同住一街的温雅绅士原来竟是变态杀人狂，而你并不曾意识到危险的存在……

关于作者：推理中的爱人同志

推理史上最有名的爱人同志应属马伊·舍瓦尔，佩尔·瓦勒，两人不但是鹣鲽情深的婚姻伴侣，而且是创作上的最佳拍档。

与电影导演伯格曼、网球巨星博格并称“瑞典国宝”的夫妻档作家马伊·舍瓦尔，佩尔·瓦勒是忠贞的共产党员，崛起于七零年代的推理文坛，以小说来对世人开诚布公：“我们把创作犯罪小说当作一种解剖刀，一刀一刀划开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假象与弊病。”他俩借着马丁．贝克这个角色，让世人看到瑞典社会的黑暗面：毒品、谋杀、盗窃等各种犯罪事件，而且让他同僚的作为（有的坚持不带枪、有的吵着要回乡下老家），来描写处身于国家机器中的无奈。这一套贝克探案系列，被称之史上最佳「警察办案小说」（police-procedural novel）之一，也是同类小说中的不朽经典，获得了侦探小说界最高荣誉“爱伦·坡奖”。英国推理界权威H.R.F.基廷甚至做出“人生尽在其中”的高度评价，并将其代表作《罗丝安娜》选入“百部最佳推理小说”.

两人从一九六五年开始计划性地每年出版一本以马丁．贝克探长为主角的系列推理小说，有意识地逐年观照社会环境的变迁及人心世情的转折。直至一九七五年瓦勒去世为止，两人共完成了十本小说。小说就像生活实录似的让读者有如站在窗外观看一样；书中人物但皆凡人，有情绪起伏，机具悲愁喜乐的人性。

马伊·舍瓦尔和佩尔·瓦勒相识于一九六二年，三年后写出处女作《罗丝安娜》，之所以会展开两人通力创作的写作生涯，是因为佩尔·瓦勒在之前曾写过不少小说，他是属于快手型的写作风格，写得既急又多，有时遂留下一些空白和细节，例如人物的样子、路上的风景等等，准备日后再行填补。有一次，这部份的工作他让荷瓦儿为他代劳，结果成果出其的好；得到丈夫的赞美后，让荷瓦儿自觉有能力可以创作，而丈夫也鼓励有加，于是开启了两人的合作之路。一路以来，丈夫的鼓舞一直是她创作的最大动力。她对自己的批评相当严厉，总不知道自己写的东西好不好，若没有遇上她先生，她会不会当上作家恐怕是很大的未知数。而且她很年轻就有了小孩，为了照顾家庭，她并没有当女强人的企图心，全心在家当全职主妇。所以说，丈夫是推动她的最大、最原始的力量。

至于为什么要写犯罪小说？原因是那时候瑞典的推理小说比较有限，而且内容大多与现实社会无关痛痒，所以想要写出与真实社会有关之事，而且描述任何状况，也期望写出真正的情况－－譬如警察的办案－－而非不可能的事情，像是一个人走在路上就碰到尸体之类的事件。

写完《罗丝安娜》的时候，两夫妻并未署名，只说这本小说是朋友写的，等到出版社答应出书后才承认是自己的手笔，因为对方是自己认识的出版社。一开始两人就计划写十本书，然后就封笔收手，理由是免于重复而缺乏新意，而且意欲附予时代意义地观照自己的社会及自己所创作的人物。如今马丁．贝克探案已有三十几个不同语言的翻译版本，其中有很多部拍成了电影。荷瓦儿认为两人搭档的写作方式非常理想，平常两人花很多时间聊天沟通，设想的情节着重于一般人所过的简单生活。在真正开始撰写小说前会讨论再三，任何细节他们都会互相讨论，以免写出来的是你的书或我的书，缺乏统一协和的调性。写作时两夫妻是面对面而坐，每个章节事先已商议好细节内容，因此各自写一个章节，顺序有时是一、三、五和二、四、六，有时若哪个人物下一节仍要出现就连续写下去，有时一方写不下去甚至交换来写。他们都是利用晚上坐在一张桌子前，常常是一动笔就写一整夜，由于是用手写稿，所以气氛很安静。等小朋友吃早餐到学校后，两夫妻才上床睡觉，下午睡饱起床后两人再交换昨夜的文稿互看，以检视是否有矛盾之处。

真实性是他们作品中最重要的元素，因此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要写的内容，并且加以讨论斟酌，然后大约用一个月时间写完它。

为何对警察的描绘刻画非常仔细？因为法勒本来是跑刑事案件的记者，时常跟着警察跑动，进而十分了解警方的工作，况且自己也认识一位巡逻警察（此人后来也获得拔擢），所以身边就有可以观察的对象。对于他们写出来的推理小说，有些警察读完后认为是在影射自己，其实未必如此，实际上只有那个最高阶的角色（在书中没有出现名字）是按照真人实事来撰写。其它人物皆以彼此熟识的朋友来模拟塑造，否则角色本身便会失真，而且这么一来俩人的笔触风格才能统一，而各自发挥时才不会产生自相矛盾之处。马丁．贝克的形象气质是来自一位特定的好友。马丁这个人具有亲和力，有点多愁善感，行事不具政治性，但个性不甚有趣。拉森的原型是来自一名出租车司机，那一天是那名司机最，请他进家门喝茶，并且仔细观察他，而后他们的系列便出现了这么一位极具个性的人物，而人物的塑造，正是这对夫妻的小说最令人拍案叫绝而且最胜出其它小说的一项优势。

有几桩马丁．贝克探案是取材真实的案件，例如当地一个叫W. Milley的人，一九三九年杀了一个四岁女孩而坐牢，出狱后搬到一个小地方，这时候当地有个女人被杀，大家遂硬指认是他干的，结果Milley又被抓去坐牢，所以荷瓦儿表示，他们创作的意义之一，就是要记录这种警察的盲点。

在头几本马丁．贝克探案中，两人对社会的批评多半藉由人物之口或心中思考来表达，到了后来几本书时，则改用评论或比喻的方式来进行批判。这是为什么呢？从意识型态观之，这对夫妻认为政治与社会的发展愈来愈朝资本社会的方向走，因而笔下的批评火力愈发强大。现在看来，他们当时的批判是比较左倾，而且小说出版时发生了越战，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反对越战，一般人都对政治有兴趣，因此他们的作品很容易就被人接受，甚至很多原本不看推理小说的人也欣然接受；反而原本喜欢看「谋杀天后」克莉丝蒂的玛波小姐探案的那类读者却无法喜欢。

随着批评火力的加重，马丁．贝克探案字里行间所挟带的幽默感也加深。这是什么原因呢？除了和缓书中的批判转而增强，就两人的创作过程也是具有润滑作用，更是表现了夫妻的相知相惜，亲爱体贴。因写作实是耗费精力之事，旷日废时的笔耕下来，总会觉得如果可以写些好玩的东西平衡心情是最好不过，而且各自心系对方的辛苦，希望对方在阅读自己的这部份时，能得到娱乐，开心一下，于是在盼君（妇）一笑的期待下，两人便尽情的挥霍自己的幽默感。

认识马丁·贝克：

    理智自省，愁眉苦脸的探长

　在虚拟的世界里，贝克的身分是斯德哥尔摩的刑事组长，初登场于一九六四年的圣诞节，办理的是美国少女观光客的失踪案件（见《罗丝安娜》一书），当时他四十二岁，个性属理智内省型，但总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没错，贝克永远摆出一张臭脸，那是因为他的胃、他的老婆、他的上司一直让他感到不爽：他老是消化不良、老婆成天唠叨挑剔个没完，还有上司总把警局视为国家机器，而非为人民谋福利。

另类侦探英雄，随人生历练而改变

推理史上一字排开的侦探英雄中，贝克算是个异类。在贝克探案系列的十本小说里，他像个会随时间流逝而发展的有机体，面对人事物、压力，他的应对态度会因人生历练而有所改变。原本他似乎只为工作而活，满脑子都是如何破案，唯一的兴趣是玩模型船，唯一的朋友是同僚莱纳．柯柏.虽然个性顽固倔强，但他的思绪极具逻辑性，办案时极为冷静，又兼具敏锐的感应力，能旁敲侧击地探知人们内心的反应。后来在一九七O年的《大笑的警察》一书中，贝克于鬼门关外绕了一圈，捡回一命后开始有所转变，他在一位左翼教师兼女房东梨雅身上找到心灵的寄托，并且努力健身：肌肉变得结实，改掉颓废警察专有的抖脚习惯，然后改穿拖鞋、牛仔裤、POLO运动衫等休闲服饰。

马丁?贝克不单是在身体及服装上改变，最重要的是其心智上的改变。和梨雅及其朋友的接触，让他变得比较随性。马丁?贝克非常忠于他的时代和家园，他热爱家乡斯德哥尔摩；可是他也向往另一个时空，所以两位作者巧妙地为他找到一个不断出现的象征：大海。他从城市和乡间不断搬家，也不断出入越来越复杂的犯罪迷宫，过程中他总是带着向往的心情，望着码头上卸锚出海的船只和浩瀚的海洋。对他来说，大海和船只是一种召唤，让他可以回到更早期、更坚毅、更单纯、不那么复杂的世界和生活型态去，在那样一个又自然又自由的世界里，一个人可以面对自己、考验自己。

书评：斯德哥尔摩的人间凶剧

牛文怡    来源：新京报

“这里每人背后都有一副十字架，它飞着追赶我们，超越我们，和我们结合\某个东西在背后跟踪我们，监视我们，并低声说：‘猜，他是谁！’”瑞典老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这两句诗，带给马丁·贝克的城市最好的注脚。

斯德哥尔摩是个冷色调的城市，灰色的天，白色的冰雪，阴郁的建筑。而在马丁·贝克之后，多了杀死人的黑色人群。

而这杀气背后，是两个瑞典人对一个制度世态炎凉的愤怒。舍瓦尔和瓦勒这对夫妇，从不掩饰自己的左派激进立场，然而他们的表达不止于苍白的控诉。两人一个是诗人，一个是记者，选择的文本是侦探小说，然后你可以料想到的是诗意、观察力与死亡的结合。而这一切又让他们的故事超出侦探小说的传统内涵，成为一个城市10年的社会记录。

虽然他们的这10本小说被称为“马丁·贝克探案”，但贝克从来不是孤胆英雄，舍瓦尔和瓦勒的世相描摹从警局开始，要把小说中出现过的警察名字统计清楚不是个容易的工作，而其中至少有四五个人都在探案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有的故事里，甚至看不出贝克本人有什么过人的表现。破案的过程是整个警察机器运转的过程，而这驾机器每个齿轮都是一个斯德哥尔摩人的故事。在《罗斯安娜》里，我们知道贝克的一位同事斯滕斯特伦长于跟踪，而在《大笑的警察》的开头这个年轻人在一次跟踪中被害，带出一个新的故事。随着案情的发展，我们知道了更多他的故事。至少在《大笑的警察》里，配角斯滕斯特伦的形象要比马丁·贝克更让人印象深刻。

在警局这个小社会之外，舍瓦尔和瓦勒当然勾勒出了一个更大的世界。手段很简单，就是警察办案程序中必不可少的排查。无论是《罗斯安娜》游轮上的86个船员和乘客，还是《大笑的警察》47路公车上的8名死者，舍瓦尔和瓦勒都在其上花费了大量的笔墨。虽然最终只会有一条线索通向罪犯，但对陪衬者的描述并不是故布疑阵，津津乐道的还是生活，其中一些精彩的段落会让人忘记自己是在阅读一本侦探小说。

比较老套的是凶手，衣冠楚楚的性变态，或者毒品贩子，并不新鲜，但两位左派作家下笔显然是想赋予这样的凶剧更多的社会意思。

推理不是马丁·贝克探案的精髓，你不会想起柯南道尔或者克里斯蒂，如果要类比，我宁愿选择巴尔扎克。只不过，在斯德哥尔摩的夜色中上演的不是喜剧，在舍瓦尔和瓦勒的人间，高老头拿起了刀，葛朗台调好了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