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故事亦并非全无共同点，起码其主角的职业都是自由撰稿人，以为媒体写作为生。“杰夫在威尼斯”，即杰夫瑞·阿拉曼受某杂志之约，去威尼斯参加艺术双年展；“死亡在瓦拉纳西”，“我”为一报纸所托，前往印度瓦拉纳西去写一篇旅游文章。至于之后发生的故事，虽说大相径庭，不过却传达出某种相似的况味，即无处可依的虚无感，有着万般思绪，一旦着手实践，顿时现出无力与无能。
杰夫瑞·阿拉曼在威尼斯遇见了心仪的女孩劳拉，爱于是成了他在这座城市的救赎之旅。阿拉曼一反平日的懒散、无所事事，抖擞了起来，全神贯注于与劳拉的相约、调情、浪漫之夜，他们穿梭于威尼斯的艺术展以及大大小小的派对、聚会，看着力图标新立异的艺术作品，听着各式不咸不淡的言论，这次意外的艳遇似乎成为威尼斯之行的定心针。阿拉曼幻想抓住这次爱，因为对于他而言这意味着精神的救赎，不过美好的事物总是难以持久。双年展结束，威尼斯的飨宴也到了终了的时候，众人纷纷散去，包括劳拉，阿拉曼也陷入了空寂与虚无。
而“我”在瓦拉纳西的故事，情节性之淡几乎可以称为一篇游历散记，徐徐而来，张眼观望，诸多思绪，所在皆是。“我”显然算得上入乡随俗者，一个西方人到了东方的印度，渐渐认知与认同了这个陌生国度的文化与习俗，但这种认同并非主体性极强的认同，这是一个“失魂落魄的人”，他在原有生活中似乎已空心化，因之身不由己地为另一文化所“化”。以至最终“我”有了藏身于袋鼠袋中的诡异幻觉，“我爬上口袋温暖的边缘很容易，就像爬上一堵短墙。我听着加奴纳的咏唱，身体前倾，放开，倾靠在空无之上。”
不管是“我”还是阿拉曼，共有的举动就是冥想，连篇累牍、无止无休，他们并不是不想进一步，而是丧失了践行的能力，头脑的纷纷扰扰大约已代替了一切，想过，等于已经做过，自欺欺人也自得其乐。他们的焦虑只停留在纸面或思维中，即使有落实的机会，亦瞻前顾后，终究有意无意地错失时机，让时光白白流失。
救赎是一个美好的字眼，阿拉曼和“我”都曾经面对之，但终竟无法把握或慢慢偏离了方向。当所冀望的终变为镜花水月时，一面难掩失望、惆怅，另一面迅速地为自己开脱。即使救赎好像伸手可及，自己也义无反顾，但岂知那只是一种幻觉，不过是陷入了冥想的混乱与疯狂。
如此揭示现代人的某种病症，其实是作者的狡黠之处，因为他写的是关于他的同类的小说，一切描写都是其观察与体味所得，包含着自省与自嘲，那种空无、那种虚幻，以及焦虑与软弱，都有幽微如是的真实与真诚意味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