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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来世,我一定还做你们的女儿

2017-01-23 11:34:12   来源:新星出版社

要用寻常语言介绍一个人,从姓甚名谁到成就与光辉,一一叙述就好,可是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她却超越了某种安排好了的已知的人生轨迹。倒不是要告别什么不堪回首的过去,她的过去是惹人羡慕的,她曾经是演艺新星,是中国最早以个人名字命名的节目主持人,她也不是要给自己一个交代,因为她背负的故事是别人的,为了记录一群保留着辽州小调的底层卖艺人的命运,她在茫茫大山里和他们共同生活,一日一日,如此十年。

她的名字叫亚妮。

亚妮,她曾经是演艺新星,是中国最早以个人名字命名——《亚妮专访》的主持人,如今是著名的电影导演,她本身就是一部传奇!集演员、主持人、导演、作家、公益活动家身份于一身,在别人眼里她天赋异禀,特立独行,明媚多姿,选择了一条不寻常的人生之路。父亲却说其实,亚妮并不是一个志向高远的争强者,她迁就,忍让,温弱,且随遇而安。

整理父亲遗物时,亚妮发现了一部手写的书稿——写的是她这些年讲给父亲的故事,写的是一位父亲对女儿的回忆,点点滴滴。亚妮在父亲的文字面前泪流不止,我宁愿没有《没眼人》!没能陪伴父亲,令她伤悲不已。她找出了父亲的全部照片,要让这本图文并茂的书留下那份珍贵的感情。手稿以《女儿亚妮》为名出版,是垂暮之年的老者深情讲述女儿的一切——藏在《没眼人》后面的亚妮的传奇故事,不仅记载了亚妮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闯荡故事,还首次披露近百张珍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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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妮为《女儿亚妮》作序。接下来附上亚妮的话中的书摘,这是她父亲与母亲的之间的故事,她说有段时间想把它拍成电影。

这一天来了。宁波在锣鼓喧天中迎来了解放。一天上午,太阳那么好,是红的。厂里所有的工人全部拥到门口,王水花跟着鼓掌。迎面走来六七个穿灰军装的解放军,全是男的,都很年轻,那么和蔼可亲。进了厂,很快召集工人开会,她才知道这些是驻厂的军代表。军代表说了两件事。一件要筹建工会,号召工人们当家做主;第二件,要生产自救,把日子过下去,过好。王水花发现在一帮说北方话的解放军中,有一个最年轻、瘦高儒雅的英俊解放军,说一口南方话,她印象很深。后来,工厂要物色工人积极分子,王水花是首选,因为她的初中水平在当时的纱厂女工中绝无仅有,又要求进步,工友们信任她。那个瘦高儒雅的英俊解放军,叫何守先,是常常组织积极分子开会的头。王水花虽然读过初中,但对革命的道理还是懵懵懂懂,何守先就借了她两本书,一本是《新民主主义论》,另一本是《条条道路通向共产主义》。这两本书启蒙了宁波小娘的革命意识。以后她又听何守先在课上讲谁养活了谁等诸多的革命道理,让她看到了一条陌生又充满希望的光明大道。不知为什么,每每上课,何守先在台上的举动,每每他领着女工们搞各种活动时的身影,都会让她想到自己的革命阿哥,于是跟这个解放军有一种特别亲熟的感觉,于是,王水花和何守先经常在借书还书之间走动,在谁养活了谁的讨论中交流,关系在细雨润物般地变化着。
半年后,何守先接到上级调令,被调往另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一个傍晚,何守先在他的宿舍里赶一个汇报,没有吃晚饭,抽了满满一烟缸的烟。一只小手,轻轻地把那只烟缸移了出去,放上了一只很精致的三层叠加的方形竹篮。何守先回头一看,王水花的笑脸那么真诚,美得像朵花,他握着烟,烟灰烧到手指方醒过来。王水花不经意地一句:我家阿姆送来的,新上市的油焖笋,你尝尝。说完,走了。吃完饭,何守先去工人宿舍找她。他们第一次散步,在绕着纱厂的甬江边上。那一晚的星空是蓝的,星星是铮亮铮亮的。何守先讲到他与三五支队的过往,王水花停了下来:你是三五支队的?你认不认识我阿哥?何守先当然不认识她的阿哥,但这不妨碍白太阳下监狱门口的那一幕呈现到他面前,不妨碍王水花视他为阿哥一样的家人。
何守先倏然发现,他爱上了这个宁波小娘。但他不敢明说。这个从山里走出来闹革命的人,几乎没有接触过女孩子,这是他的初恋,这个宁波小娘简直就是神。他拉过她的手,然后两人继续往前走,一直走,一直走。最后他们约定,以后一周见一次。这一周一次的约会,开启了他们爱情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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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3月,王水花加入了共青团。到1951年底,组织上通知她去杭州,参加省总工会干校工人政治理论培训,脱产半年。但她的父母不同意,尤其是她的母亲,对共产党有很深的偏见。一周一次的约会又到了。王水花跟何守先说了这件事。于是第二天何守先就来到了白沙薛家弄的王水花家,做她父母的工作。一来二去,不仅做通了她父母的思想工作,差不多还做成了一个女婿。在这个过程中,这对恋人谈得最多的是未来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社会美景,何守先讲得最多的也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希望她入党。
1952
628日,王水花在宁波延庆寺的工人干校礼堂宣誓入党,成了宁波市第一批女共产党员。十五年后,王水花曾经宣誓入党的地方,竟然不偏不倚地成了关押何守先的牛棚。
说回1952年。三个多月后,一纸调令,王水花被调往宁波市委组织部,任干事。纱厂的姐妹送她,那个求她写信的老姐妹哭得稀里哗啦。王水花从干事做到区妇联主任、团委书记、处长等,一直升任到宁波市总工会的教宣部长。无论王水花调往哪里,纱厂那个大姐,一干姐妹从没断了往来。
1954
年,宁波小娘王水花嫁给了时任宁波市工人干部学校副校长的何守先。
那时候,适逢一批苏联专家到宁波帮助建设,除了工作上的往来,王水花还被点名常常去陪苏联专家跳舞,这也是一份荣耀的工作,按现在的话说,业绩是要纳入考评的。苏联专家也会带几个女眷,都是什么妮什么娜,于是,他们第二个出生的女儿就叫了亚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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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行进到六十年代。这一对憧憬着保卫着奋斗着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夫妻,被卷入了一场全民癫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父亲被三番五次地批斗、劳动改造,身心遭受严重摧残。母亲不能用离婚来划清界限,也被下放到农村的斗批改干校接受再教育改造。终于,父亲在一次批斗会上晕厥,送到医院,医生结论是肝癌,即刻送往杭州。杭州的医生也确认为肝癌,且断定活不过一年,要立刻送往上海。母亲如遭雷击,拿着化验报告,走投无路,怎么办?去上海是要有全国粮票的,她没有,再则,别说治病,家里的日常开销都难以为继,母亲急得以泪当饭。奄奄一息的父亲反倒劝说:回宁波再说,也许搞错了。他们住在火车站边上一个小旅馆,此时,服务员发现,这对夫妻已经大半天没出门,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来敲门,一问明白,睁着大眼摇头,走了。母亲拥着父亲,看着他蜡黄蜡黄的脸,鼓胀的肚子,竟不断地说:老何,我对不住你……”母亲知道,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等死。父亲却淡然,说船到桥门自会直。这句话是大脚嬷嬷经常说的,后来几乎是我家的座右铭。夫妻没什么东西,收拾一下,就要回了。又有人敲门,涌进来好几个服务员。一个小时前来过的那个女孩,递上六斤三两全国粮票,还有十九元钱:我们几个人凑的,救人要紧。另一个稍年长的大姐,放下一碗面,上面窝了一个鸡蛋,还冒着热气:住房费就不用付了,今天已经晚了,明天动身好了。母亲说不出一句话,就是点头。送服务员出去,一下冲到厕所,多少天积郁的酸楚,蒙在一条毛巾里,哭了个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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