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墙内秋千墙外道
废墟上繁荣的文学
一座墙的建造,无法隔绝伟大心灵的沟通。一座墙的倒下,在废墟上开出更美丽的文明的花朵。
杀心萌动那一年
部分所获奖项:
- 1967: 柏林青少年艺术奖/文学
- 1971/72:马西莫之家奖学金,罗马
- 1974:年度奖“文学手册”,慕尼黑
- 1984:《阅读标记》诗歌类与政治类奖,法兰克福
- 1986:德国文学协会的“纽约奖学金”
- 1989:格里特?恩格尔克奖,汉诺威
- 1997:施塔克施赖伯奖,美因茨
- 2001: 歌德之家的戴姆勒—克莱斯勒奖学金,罗马
- 2002: 萨穆埃尔—博古米尔?林德奖 (与安德烈?施塔西乌克共同获得此奖),格廷根、托伦/波兰
- 2004:瓦尔特?哈泽克勒韦尔奖,亚琛
- 2004:冯塔内奖, 新鲁平
书评
那是在一个尼古拉日的傍晚,暮色中我获悉了要把自己变成谋杀犯的使命。”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里乌斯在他的新作中以如此简洁而令人震撼的开头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心,而这种震撼在接下来所讲述的故事里延续始终。这个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中兼有纪实和虚构的成分,并以此将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融合在了一起。
我们读到的是一位无名的自叙者的“告白”,而他的经历和本书作者的经历显然有某些契合之处。这位自叙者讲述了自己在大约三十年前,即1968到1969年之间,是如何策划谋杀前纳粹法官汉斯-约阿希姆?雷泽的。这位自叙者当时还是一位在柏林读文学专业的年轻大学生,他虽然在政治上受到了当时学生运动的影响,但在其他方面仍是一个温和内敛的人,所以乍看起来丝毫不象是会受了鼓动而要以暴力方式来复仇的那么一个人。
让这位自叙者如此愤怒,从而要“发出一个信号”来反抗过去和现在的不公的,不仅仅是这则政治和道德丑闻:曾经在纳粹时期将二百多人宣判了死刑的前人民法庭法官在六十年代末被联邦德国的司法机构宣判无罪。更重要的是一个私人的原因促使这位在别人眼中“安静平和”的自叙者最终做出决定,要使已经老弱的雷泽为自己过去的罪恶受到惩罚。
这个私人原因便是,被雷泽和弗莱斯勒共同判处死刑的人当中有一位格奥尔格?格罗斯库特,他是这位自叙者最好的朋友阿克塞尔的父亲。阿克塞尔和自叙者之间的亲密友谊可以回溯到他们的童年时代,也就是从阿克塞尔那里,自叙者第一次听到了关于纳粹时期的暴行的事情。这种“最初体验”就是当时12岁的阿克塞尔讲述了自己的父亲是如何在1944年被人在勃兰登堡的监狱里“砍了头”。在自叙者成年后仍困扰着他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要砍掉别人的头呢?”在对往事的回忆中,自叙者认识到了自己杀心萌动的原因:那就是在童年听说朋友的父亲被砍头这样的恐怖经历和当时那种无助的愤恨。
这位愤怒的年轻人在尼古拉日从收音机里听到了雷泽被宣判无罪的丑闻后便竭尽全力地去收集关于格奥尔格?格罗斯库特这位医生和反抗纳粹者的资料。格罗斯库特和化学家罗伯特?哈沃曼一起在二战期间成立了一个如今鲜为人知的名叫“欧洲联盟”的小组来反抗纳粹的暴政。这个欧洲联盟最主要的是进行人道主义活动:他们为犹太人和政治上遭到迫害的人提供藏身之所和假证件,并致力于和其他国家的反抗纳粹组织之间进行合作。作为柏林罗伯特-科赫医院的医生,格罗斯库特为很多年轻人出具了不符合参军条件的证明并使他们不必上前线打仗。同时他因为医术高超而成为了鲁道夫?黑斯的私人医生,并通过这一有利位置获知了很多秘密消息,以此使“欧洲联盟”对纳粹的反抗活动更加有效,直到这个组织的成员在1943年遭到出卖和逮捕,并在第二年被处以死刑。
自叙者像着了魔似的开始调查关于格罗斯库特生平的准确情况,从而忽略了自己的学业和女朋友卡特琳,而这种牺牲是因为他要实施这一双重计划:一方面他要写一本关于那些已经被遗忘的反抗纳粹者的书,另一方面他无时无刻不在策划着以谋杀的方式让那位前纳粹法官赎罪。这本书和这次谋杀事件合在一起应该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反抗联邦德国在战后反思纳粹罪行这一问题上的的回避和排斥态度。
“两者会同时成为公众事件,而且谋杀应该在书刚刚面世的时候实行。书解释了谋杀动机,而谋杀是从书中得出的必然结果。人应该言行一致,终于有这么一次了。如果说言行不一致会给那些信口雌黄的人带来什么麻烦的话,这次不会再有这种麻烦了。”
为了弄清楚格罗斯库特的命运,自叙者经常去和格罗斯库特的遗孀会面。格罗斯库特夫人向自叙者提供了关于对格罗斯库特的死刑判决以及一些信件和其他私人文件。在此过程中自叙者还越来越详细地了解到了格罗斯库特夫人的不幸经历,而格罗斯库特夫人的生活和不幸遭遇也成为了这部小说的另一叙事线索:她在五十年代初因为从事和平主义活动和一篇对她进行诽谤性报道的报纸文章而被怀疑有亲民主德国倾向。由此,联邦德国的司法机构禁止同样是医生的格罗斯库特夫人继续在柏林做医生,并拒绝向这位所谓的共产主义者发放遗孀抚恤金。在忍受了一系列屈辱的诉讼之后,她终于在1974年被恢复了名誉。作者德里乌斯在这一叙述线索中以同样详实的方式引用了很多法庭审判记录和其他文献,并以此将冷战时期的歇斯底里、战后前二十年充斥在社会中的小市民气以及此前纳粹统治时期的暴行一一生动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而小说的第三条叙述线索则是60年代学生运动。自叙者在30多年后对学生运动和其高估自己能力的宣传欲持彻底否定态度。这一点在自叙者那并没有让人感到不快的嘲讽和自嘲的语气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语气穿插在那些对德国当代历史中各种黑暗面的严肃清算中,同时也侧面反映了自叙者剖析自我的决心。这个年轻人一心想成为谋杀雷泽的“极度理智的杀人犯”,却最终没能实现这一计划:雷泽比他快一步——一次心脏病发作使雷泽自然死亡。
德里乌斯巧妙地把四个时间层面揉合到了一起,并展示了其中那些重要事件之间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关系。就像在他以往的长篇小说作品《内心笃定的英雄》和《摩加迪沙靠窗的座位》(1997)中所做的那样,编年史家德里乌斯将一个动人的故事讲得环环相扣、情节丰富。他的新作《杀心萌生的那年》极具震撼力和启发性,同时也做到了这一点:发出一个信号来与遗忘抗争,“为启蒙,为民主,为正义做出贡献。”——而这也是小说中那位大学生要用他终未写成的书所要达到的目的。
Anne-Bitt Gerecke 安娜-比特?格雷克 2005年5月 [译者:黄晓晨]
富有的姑娘
|